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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錦明、杜佑明、張正均等名字,散落在泛黃的報道及評論一隅,代表着不同時期的杜耀明。二十六歲時,他自詡「好打得」,相信自己所寫的一套,這種「致命的自負」令他不夠謙虛。為人師表後,他教學生放眼四方,發掘更多深入報道的處理手法,教人也育己。今年6月,他將退休,正式離開浸大新聞系,反而心思思想做回記者 ,筆錄更多未被發掘的人權故事。學生們無不盛讚的「身教」,大抵就是這樣。
「橫眉冷對」可說是浸大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的生招牌。打從96年1月首個星期在報章撰寫《橫眉冷對》的專欄開始,他五年間寫足二百七十篇批評政府的評論,及後論政專欄被抽起,他才驚覺這平台對他已相當容忍。「那時面對政治過渡、主權回歸,你會發覺社會上異議評論不多,大家一路寫一路祈禱,因為不知香港將會發生甚麼事。我自己也沒有想多,只是想記錄香港主權過渡的時刻。」
翻開他昔日評論,篇篇有的放矢。「政治白卷 民主欠奉」、「多數服從少數的政治鬧劇」、「民主倒退 責人不如責己」,全是出自他手筆的標題,字字辛辣。「那時稿酬高,一蚊一隻字,通常寫一個晚上,主要是自我治療,宣泄不滿,令自己沒那麼難受。」除了可觀稿酬,這一大疊泛黃篇章也為他連續四年贏得人權新聞獎。寫評論為自我治療及後他失去紙媒的宣泄平台,轉戰收費電視參與每周一次的時事點評節目,同時着手搞工會,墮入「三年又三年」的「無間地獄」,一踩便十三年。
當年浸大強推薪酬改革,要求全校教職員轉新制,除了人工改跟「市價」,升遷評核方法也有變, 由部門主管「話事」,變相鼓吹擦鞋文化。工會一出,不消一個月便吸納五百多名會員,「這是工會的作用,短時間內團結所有會員。」不過校方改用「升職不加薪」請君入甕,會員相繼棄械簽約,最後只剩八人死守舊約。事過境遷,他心水更清,「若沒有工會抗爭,校方不會提出『升職不加薪』方案,當年工會造福了很多人升職做教授,他們其實都因工會得益。」
他教學生做新聞要「採訪樹木、寫出森林」,他搞工會也是要對準整片森林的管理問題,「改制為何可以勇往直前、不聽意見,原因就是整個『由上而下』的管治方式,沒錯,是有諮詢,意見亦會接受,只不過一切照舊。」
2015年校董會一場非法選舉爭議,因高級講師職級以下職員無權投票,工會質疑違法,於是向校董會出了幾封律師信,校董會才肯改正,讓所有教學人員及同級行政人員有權參與投票,並進行重選。
「還我好老師」
以前只有六百多人投票的「小圈子選舉」,因工會窮追不捨,現在有二千人可投票,令管理層能面向更多民意。浸大持續進修學院逾十名講師向工會投訴,稱被高層逼辭職,杜耀明也相信,或多或少是因非法選舉事件,他們才肯「站出來」。
搞工會,比在報紙寫文難得太多,他深深體會,「寫文好易,只是指點江山;工會則令你覺得在『做到』與『做不到』之間。」幸好仍有一班學生,一直陪着他走。
「浸大民調事件」中,他最難忘的是學生懂事生性,「我們指出了問題所在,不同學生也八方支援,連幫手做民調的學生也企出來反對,指出學校犯了低級錯誤。」當時四方八面有人向他耳邊傳話,企圖想勸他知難而退,但他不當一回事,「這些人連直接面對我的勇氣都無,我是有壓力,難道幫手做研究的同學就沒有壓力?We don't walk alone(我們並不孤單)。」他曾經也打定輸數要被解僱,但學生在大學民主牆張貼「還我好老師」的大字報,揚言罷課聲援,他今天仍感激,學生救了他一命。接下來的日子,浸大新聞系課程迎來不少改革爭議,不過因為一封電郵,杜耀明對新聞系徹底心淡。
心思思做回記者
「當時涉及廣播新聞要從中文新聞中抽出來,理據好像不太成立,故我去了台灣了解當地課程後,寫了份報告,並羅列五十一條問題,以電郵傳給傳理學院所有人,最後系主任一條也無答過,我就知以後也不用再寫了。」
今年6月他將正式離開浸大新聞系,竟心思思做回記者 ,「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和體力,再做多些深入的人權新聞故事。」但他「戴定頭盔」,笑說做記者 考體力及意志力,「隨時要走勻荃灣、大角嘴、深水埗及屯門等,採訪新來港人士及窮人,少點體力都不行。」
談到退休,他沒有不捨,「我只是離開浸會大學,學生幾時見、邊度見都得。」今年初,他的學生便於社交平台發起一人一文接龍行動,賀這位腰骨硬淨的老師榮休。學生寫出與老師的點滴往事,杜耀明十居其九都忘了,不過,這種失而復得,來得剛好。
本文摘自2017年3月18日《星島日報》每日雜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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