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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改革開放快四十年，香港回歸亦二十年有多，中國的市場化帶來巨大利益及財富，加上民企創富能力高，看看阿里巴巴、小米一眾例子，不勝枚舉。國企則仍在天天喊改革，未知何時才改革成功。
看看回歸前的香港，被佛利民形容是自由市場之典範。其實，只要細心比較兩者的發展路向，不難去確認甚麼帶來真正改變、甚麼只是口號之爭。
中國是在黨領導下的市場改革，透過市場的分工機制及定價，將資本運用發揮高效率，讓願意在市場冒風險的人得到回報，造就了一批批的富豪─他們精益求精， 在市場逐利下不斷擴大，更進軍海外。但當這些企業家的實力壯大到可以影響政策的時候，究竟領導的人會否覺得被冒犯，屬未知之數。最近見到有黨的領導認為要在這些大企業中，確保有一個董事席位，這樣就可能會衝擊私有產權， 長遠可能會令成功的商人不在營商上冒進，因為其成果被蠶食，總不是太好受吧！所以，市場機制需要有產權作最終保障。但誰人有權力去決定呢？是法庭還是當時的行政機關呢？如果是一個獨立並凌駕於政府的法庭，始終給人更大信心，因為日常生活的不少事情，如經商守則等都已經是由政府去訂定，到裁決時如果都是政府主導，其實不太理想。
回到香港，過去百多餘年，由小漁港發展成今天的亞洲國際都會，亦沒有甚麼民主可言。但憑過去幾十年清晰的法例，讓我們對其行為的後果有可預期性，而當遇上糾紛時，又有獨立超然的法庭作裁決，令人倍覺安心。
為甚麼獨立的法庭是重要呢？法庭的裁決還不是由人去決定嗎？如果熟悉法律的人，都明白其實法官是受案例及具體條文的寫法所限制而作出判斷，即是規則遠在人意之上。至於為甚麼西方社會會崇尚法在人之上，有人認為是東西方文化不同，亦有指這是西方的產物，不能一概而論。筆者並不認同，正如科舉制度是東方人發明，難道就不適合西方嗎？
其實私有產權自古有之，任何國家都可模仿。至於法在人上的價值觀，亦不是西方價值觀；同樣地，獨裁及皇帝亦不是東方產物，故此令人為不少香港人有這些錯覺感到很奇怪。二次大戰後，不同的經濟政治制度、價值觀都嘗試過，甚麼較好是一個實證問題，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。
畢竟，投資者跟商人一樣，以實利為先，看?其投放資金的流向亦間接提供了一種資訊，口說甚麼永遠不及行動實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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