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法庭見！」聽上去多瀟灑的一句話！好像拋出這句話，對能震懾對方，就算對方不馬上求饒，也有好一陣子害怕。不過，瀟灑的背後，隨時要先付出一年的等候時間才真的法庭見，還有先墊支律師費、堂費等等，還有最要的是：場官司一定贏嗎？因此，把糾紛放上法庭，雙方先輸了頭陣。


調解就不同了，不是判斷誰勝誰負，而是針對糾紛，發掘共識，尋找雙贏位置。成功的調解，雙方是糾紛中的勝利者，不向對方窮追猛打，這樣解決糾紛才最瀟灑。


香港調解仲裁中心主席蘇文傑本身是一位律師，曾經處理過一宗醫療失誤的民事案件：2004年進行手術，經過冗長的司法過程，2008年才裁定醫生專業失當，但案件仍未正式終結，那名醫生已經過身。無可否認，以法庭來解糾紛，總比使用暴力文明得多。訴諸法庭，結果雖有勝有負，但事實卻是一招「七傷拳」，就算勝訴一方的所有堂費、律師費由敗方負責，還是要付出長期與律師開會、上堂等等不可計量的成本，亦折磨?雙方身心，而且未到審訊終結，一切費用須先墊支。所以公正的司法制度，一點也不經濟。


有指現時小額錢債的案件每日新增約90宗，算起來一年就有3至4萬宗，蘇文傑以民事案件為例，案件實在太多，法庭不勝負荷，說：「根據《司法年報》顯示，由入稟高等法院，到第一次聆訊，起碼要9個月、1年、到14、15個月。」


此外，離婚申請必須法庭頒發《絕對離婚令》，一對夫妻才可真正脫離關係，但一年的離婚新增個案超過1萬宗。然而法庭處理離婚申請時，還要處理誰是誰非、有否通姦、資產分配、撫養權、贍養費等等問題，過程冗長，而扣除假期，可供法庭審訊日子只剩約200日，而審理程序包括看入稟狀、聽證、盤問、寫判辭、宣讀判辭等，法庭一日要重覆這組過程50次才將一年積壓的案件處理掉，當然還未計算不斷新增的離婚申請。


因此到2009年，當時的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終於忍受不住，成功推動於當年4月生效了《民事司法改革》，其中一項是＜不利訟費命令＞：由律師或法庭對當事人雙方表示民事案件中，可以考慮先透過調解方式解決。如果任何一方沒有合理理由下拒絕調解，而直接交由法庭解決糾紛，就算贏得訴訟也好，法庭皆有機會向拒絕調解一方加諸＜不利訟費命令＞，所付的訴訟費，有機會比糾紛所涉及的銀碼大。此＜命令＞扭轉了由法庭決定一勝一負，且獲勝的一方大獲全勝的結果，局限了所衍生的訴訟成本全由輸方埋單結帳的傳統；更重要的是，因＜命令＞可能對雙方產生龐大的訴訟成本，轉而透過調解解決糾紛，減低法庭的工作負荷。


法庭可能是解決糾紛的最佳地方，但過程可說毫無效率。說回上文提及蘇文傑處理過、2004年開始的那宗醫療失誤案件，他說：「2012年4月才嘗試由調解方式處理，9月已經解決了。」


最成功的不成功調解個案

調解可以理解為法庭外解決糾紛，而具有法律效力、且必須雙方同意的協議。傳統上，放到法庭的糾紛，叫訴訟，因為香港鼓勵公開審訊，所以審訊過程中所有資料也要公開，無論是爭產風波的家醜、整容整了身體哪個部分，公眾有權知道。如果案件涉及名人，傳媒會自行整合審訊內容，立即變成全城熱話，爭產的家醜亦馬上傳千里。至於調解，必須由糾紛兩方同意進行，由雙方同意的調解員居中協商，最重要是過程絕對保密，只有糾紛兩方和調解員共3方得悉調解內容和結果，不需進入司法程序、不需聘用?師。蘇文傑總結法庭審訊的3個缺點：等候時間久、花的金錢多、沒有私隱，將之反轉，放於調解上，就是他所說的「調解傳統經典3大好處」。


對於法庭審訊，一般市民多從電視劇、電影管中窺豹，以為律師會很型地站起來大叫「Objection！」且以為是贏就贏到盡，輸就輸到貼地的零和博奕。無錯，法官判決多是一勝一負，但也有不少是雙輸的結果，蘇文傑舉例說，在離婚案件中，男方可能想要物業；女方想要一對小朋友，但法官了解雙方狀況後可能將裁決調轉，變成雙輸，大家也不開心，皆不同意判決結果，他說：「所以有時有些案件是Cross-appeal，大家一起上訴。」大家又再重投冗長的司法程序了。


蘇文傑強調調解是「用者自決」，調解過程中沒有原告與被告，只有兩個「申請人」，兩位申請人以雙方同意的調解員居中協商，目的不是去判斷誰是誰非，而是尋找一個雙贏的方案，得到共識後由調解員為雙方撰寫《經調解的和解協議書》，雙方簽署後，即時生效。不像法庭判決般強迫雙方執行；調解於雙方同意下才會簽署協議書，蘇文傑說：「第一、大家都開心；第二、因為大家都開心，所以不遵守、被推翻的機會微乎其微。」雖然理論上所有民事糾紛均可由調解解決，但如涉及眾多當事人，或案件結合民事與刑事，技術上就較難透過調解解決。


如上文所述，離婚須有法庭的《絕對離婚令》才正式成立，調解只能解決男女雙方資產分配、撫養權、贍養費等問題，絕不能透過調解而離婚，但足以減輕法庭審理「清官難審」的家庭事的時間和資源。蘇文傑記得有一次為打算離婚的夫妻當調解員。夫妻因為一個返早班、一個返夜班，大家漸漸「日久失情」，由初時還透過WhatsApp溝通，到在雪櫃上貼上便條，之後透過兒子為雙方傳話；夫妻關係也就愈來愈疏，先是分?睡，繼而分房睡。他們花了3、4日透過調解期間溝通，本來打算談談離婚後現在居住的物業如何分配，蘇文傑說：「卻意想不到，勾起當日怎樣好像羅密歐與朱麗葉般，力排眾議，先出來同居，含辛茹辛地供樓……」調解員是中立的，不給予法律意見之餘，更不會給予任何個人意見，不像社工般會作婚姻修補，但透過調解期間的溝通，那對夫妻回想起美好的回憶與承諾，最後決定收回離婚決定，「這是最成功的不成功個案。」蘇文傑笑說。



調解的「極致」

自從「雷曼事件」爆發後，不少人透過調解來解決金融糾紛，「苦主」可以免卻訴訟的時間和巨大使費；銀行亦可避免揭露過多的商業資料。可能投資者對金融業的操守關注多了，近年消費者委員會接獲不少有關金融服務的投訴個案，首3季便收到638宗，數目已經高於2012年整年的630宗。然而，監管機構，好像金管局或證監會，只有權力向金融機構的經營手法作出調查，而不能決定向投資者賠償的金額。如果投資者想得到金錢賠償，最直接還是透過民事訴訟，但金融機構往往財雄勢大，長期訴訟容易拖跨提出訴訟的「苦主」，而且將糾紛放上法庭公開，或多或少對金融企業聲譽帶來負面影響。這時候，站在法庭上的大動干戈和不作控訴的忍氣吞聲的中間位置，調解作了最佳的息事寧人作用。


縱使多了人知道調解的存在，但至於真正的工作是怎樣，香港調解仲裁中心行政總監陳偉智說：「人們可能知道一點，又不知道全部。」其實調解的闊度和自由度非常大，除了調解員要保持中立、不給予個人意見和法律意見這些「硬規則」外，申請人雙方和調解員基本上自行決定調解的收費、場地、時間等，保密程度讓調解員有權不向介紹調解工作的調解中心匯報工作進度，甚至不匯報是否成功調解。「調解方面『用者自決』的極致去到哪?呢？」陳偉智自問自答：「無論任何時空、任何地點，只要雙方和調解員同意，都可以是進行調解的地方。」所以理論上，3方拿起電話筒，進行3人會議，可以是調解的「時空」，甚至用WhatsApp開個群組也可進行調解。當然，技術上是不可行的，亦沒有3個人一樣笨到這麼「極致」，相信透過電話溝通能幫助解決糾紛。


非必須出身專業

香港調解仲裁中心於2009年成立，陳偉智留意到這些年來，社會對調解的需求有上升趨勢，粗略估計中心每日收到超過10宗查詢。中心由培訓、考試、介紹調解工作，提供一條龍的調解培訓和服務。調解在業界可分為兩類，一是「家事調解」；其他的都統稱為「綜合調解」。因為家事調解員需要調節申請人雙方波動的情緒，所以培訓的時間較長，香港調解仲裁中心提供65小時培訓；而綜合調解只需50小時。現時中心有1,500個會員，當中卻只有100名調解員及仲裁員（仲裁員與調解員作用有異有同，在此不作論述），陳偉智解釋，除了符合出席率的要求，還有筆試，但及格後，只是會員一名，仍未是一位調解員，他說：「好似考車那樣，考了筆試，還有路試要考。」會員還要考模擬個案，嘗試擔當調解員角色去處理糾紛，及格後才能成為一名真正的調解員。


一般人誤會調解員本身均必須出身專業，其實當一名調解員，理論上不需要有甚麼履歷，基本上只要擁有良好的中英文書寫能力，以及待人接物的溝通能力，就是當調解員的好材料，「就?調解服務有熱誠，真心相信調解可以幫到人，」陳偉智說：「這些才是我們中心最想吸納的調解員。」對於調解員是否出身專業就代表質素佳，他說：「往往因為自己是律師、會計師，反而踩進陷阱?，因為你平常慣了給意見，但在調解過程，你要將自己100%抽離。」因為不需要專業人士擔當，所以中心對調解員的學歷要求只是大專，不需學士、碩士學歷，當然，高學歷也無妨。


調解員的收費很有彈性，由調解3方決定，多以按時收費。蘇文傑說經驗淺的每小時收費500元；經驗豐富，且是專業人士的，最高可以去到每小時3,000至4,000元。可是，為確保調解服務的質素與專業，對收費方法仍有規限，蘇文傑說：「可以收費，甚至不收費，但不可以『不成功不收費』。」



規範專業？個人風格？

調解員的角色像「和事佬」。當和事佬不用甚麼資歷，可能只需要圓滑的嘴頭、尊崇的地位，以及是糾紛雙方認識而信任的，便可勝任，而既然調解員需要培訓、考試，強調的是實用技巧。本雜誌的專欄作家梁偉?本身是一名調解員，他於專欄分享調解員的工作時表示，若然遇到負面情緒和字眼，調解員需對此「修飾」一番，如「噪音」可以變成「聲音」；「賠償」可以變成「用付款方式解決」。這種方法盡量避免使用含有或褒或貶的字詞，除了免卻「暗示」誰對誰錯而影響糾紛雙方尋找雙贏的位置外，亦不會讓人覺得調解員「偏頗」、「不中立」。當調解員的角色、言語、行為更中立，便更能為糾紛雙方找出「共同基礎」，梁偉?認為，愈多「共同基礎」，代表雙方想法愈接近，對餘下的「確立議程」幫助極大。


香港和解中心理事會會長羅偉雄曾向傳媒表示，現時經「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」（調評會）認可的調解員約有1,800人。他認為社會對調解需求愈漸明顯，對調解員潛在需求會漸漸增加。這1,800人只是被調評會認可，還有未被認可而具備資格的未計算在內，根據調評會的資料所示，單單是有關調解資歷評審的組織就已經超過30間，而且各有獨立的培訓和資格評審準則。因此，有人希望，於今年4月才成立，由政府主導成立的調評會，是未來設立單一資格評審，確保調解員必須達到起碼某專業水平的法定官方機構。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副庭長林文瀚認為，維持調解業界紀律能提高公眾信心。


不過，香港調解仲裁中心行政總監陳偉智卻認為中立、不表示任何意見等「硬規則」，調解員固然要百分百遵守，但他說：「調解技巧，有機會不同的調解員有不同的演繹。」他表示，如果對調解員套上太多限制、太多客觀規範，反而未必是一件好事。


誰也要「調解」

今日社會對調解的需求不斷上升，正需要將來的調解員來應付未來的需求。為了讓大專生學習調解技巧，香港調解仲裁中心於舉辦了「大學聯校調解盃」，全數資助大專生接受專業調解培訓課程，最後揀選了10名表現最佳的學生，於今年10月一決高下，以問答及12分鐘角色扮演，模擬解決瘦身公司及代言人的合約糾紛。最後奪冠的是中大學生黃穎欣，她除了獲安排到美國哈佛大學深造調解課程外，還得到10,000元的交通與住宿費用；亞軍和季軍分別得到5,000和3,000現金獎。


未必每個人也想當調解員，但無論是大學生或在社會大學打滾多久，調解技巧也是不可或缺的。只要不是失業躲在家中，工作還是與客人和同事接觸，所以有些接受調解課程的人，不是想當調解員，而是想加強自己的溝通能力；學會放下意見、保持中立，嘗試在糾紛中擔當潤滑摩擦的作用，對推銷、公關、顧客服務等工作尤為重要。在喧鬧的香港社會，誰也會成為糾紛中的一角；誰也需要「調解」；誰也有機會擔當「調解員」。


下次遇到糾紛，先別急擲下一句「法庭見！」還是先停一停、想一想，收回怒火，再換上一句「調解見！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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