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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切從校巴出發
William童年在沙田度過,居住在居屋愉城苑,但卻一直與公屋結緣,「自己屋苑沒有甚麼社區設施,所以會走到毗鄰的沙角邨遊樂場,購物時亦會到沙角商場。」他的小學不是在沙田,而是坐落油麻地,每天要乘校巴出市區上學,「那時我在尾站,校巴沿途繞經沙田區的公共屋邨,包括美林邨、新田圍邨、新翠邨等,每條邨都各具獨特性,例如顏色的運用等,深深把我吸引住。小學時有社會科,四年級有課講述香港公屋發展史,提到徙置區及廉租屋的分別。」他都深植腦海。
初中時,他帶着爸爸的「傻瓜機」,到不同屋邨拍照。高中時,進入菲林相機年代,政府推出「擴展重建計畫」,報紙刊載了「拆卸屋邨名單」,他於是手執「清單」,帶着一本香港地圖、一部相機,走訪即將要清拆的屋邨,包括葵芳邨及葵盛邨等作記錄。
那時他希望拍攝相片之餘,也深入了解各屋邨資料,「我甚至會到圖書館,翻閱舊報紙及年報。」後來進入數碼相機年代,他不須再擔心浪費菲林,除走訪舊屋邨外,亦會到新屋邨拍照。他指這時影相如儲新聞圖片庫,「純粹影每幢大廈作記錄,將整幢大廈攝入鏡頭,但慢慢發覺這種純紀錄性質的拍攝,令每張照片都是差不多模樣。」
突破想像 平常中見不平凡
面對拍攝出現樽頸位,William在2008年放下相機,停止了半年拍攝,「那時香港的攝影題材比較集中在風景,要求在相片中填滿內容;外國的作品則可存在留白空間,例如相片一邊是大廈,另一邊是天空。」這段時期,他看過其他人的作品,漸漸反思攝影的意義,「我發現別人的攝影作品是有故事性的,相片不單止是記錄,還可賦予藝術性。」
閉關過後,William開始認識到相片不止用來記錄歷史,也可以訴說故事,「以前拍照時,拍到某幢建築就算完成,現在我會事前想像自己到屋邨時,大概想拍攝的題材,令照片增添生命力。」他指出,屋邨在常人眼中看似平凡,但當中的人文情懷卻是照片的靈魂所在,「在屋邨籃球場上,有位婆婆獨自坐着,到底她的心情是開心還是孤獨?這時有隻貓走過來,婆婆從袋中拿食物出來餵貓。我把握機會,按下相機快門。」他坦言為拍下具故事性的照片,甚至會等待數小時,自此他的攝影作風出現很大轉變。
除了人文風情外,屋邨的變化亦是William的拍攝題材,「即使是同一款設計的樓宇也各有特色,紙皮石的顏色、曬衫架上『萬國旗』的顏色亦會出現變化,其構圖儘管大致相同,視覺效果卻有相異之處,塑造成『標準設計下的不同』。」建築離不開生活,由球場上的婆婆,到住戶晾曬的被單,William的作品正正反映香港公屋居民的生活日常。
他一幅於乙明邨拍下的作品《天梯》,獲得2017國家地理會德豐青年攝影大賽中「香港地」組的佳作獎,作品獲刊登於《國家地理》雜誌。相片中,左邊是乙明邨的外露式樓梯,部分樓層掛着衣服;右邊是一片蔚藍天空。William認為,「作品的樓梯向上延伸,代表香港城市發展不斷向天際發展,然而同時還有一半的藍天,顯示香港人被現實生活逼得喘不過氣來,但仍然有一半的想像發揮空間。樓梯掛有衣服,代表屋邨具有人的生活足迹。」
時代變遷 新不如舊
William多年來,走遍香港各大大小小的屋邨,不但燃起他對攝影的興趣,也令他熟讀屋邨的設計、款式等資料。他指出,舊屋邨設計較新屋邨人性化,做到真正以人為本,「舊公屋有一個中心點供居民聚腳,例如瀝源邨的噴水池、禾輋邨的商場等;而且空間感十足,社區設施完善。」
香港土地短缺,近年政府見縫插針式起樓,務求要起到最多數量的單位,但往往犧牲了社區環境,「為吸引市民搬入新市鎮,政府以前開拓新市鎮興建公共屋邨,沒有市區的壓逼感,提供較大的公共空間。」但今日的新屋邨,William卻覺得缺乏個性,「政府規劃新屋邨時只講求效率最大化,用盡地積比率,長沙灣海麗邨便是一例,兩旁大樓中間僅留下極少公共空間給居民。但我認為地積比率從來都只是參考指標,不代表要用到盡。」
他提到自九十年代始,房署規定公屋人均居住面積不少於七平方米,「雖然標準多年沒變,但近年新建單位的面積明顯比舊時細,因為房署在建造時算到最盡,只剛剛符合標準。九十年代興建的和諧式一房單位,面積約三十四平方米;最近落成的水泉澳邨,同樣是一房單位卻只有三十點幾平方米。」他亦指出,新居屋在外表上以至間隔上,質素與公屋近乎無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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