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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值社會對一些大型基建項目的優劣很有意見,不少經濟學家懂得計算項目的投資及收益,例如當年的迪士尼樂園便成功吸引了不少遊客──該項目的自身回報可能不高,但遊客來港而帶來的留宿消費,卻造成了項目的界外經濟效益。
經濟效益可以有多方面,例如人均收入、賣地收入、稅收、本地生產值(GDP)、商業收益及盈利。用甚麼作為量度單位不是最重要,而是只應計算由於項目帶來的多出數額(Additional benefits),例如:若項目可帶來新增職位,我們要問的是甚麼人去做這工作?如果已是全民就業,就代表有人轉工罷了,究竟有甚麼新增效益呢?而職位的支出,其實是項目的投入資金來的,由左手交右手,實際的效果同派生果金差不多。如果是由外來人或外來的公司來做,究竟有多少錢會留港消費呢,繼而產出GDP呢?當然造地或收地都要錢,但是誰會收下這些錢呢? 是地主還是承建商,他們會如何處理所得之財?這些後續的效益,就會成為界外效益,而當中可能很高或很低,其估算都可算是經濟學家的專業範疇。
近二十年,不少社會學家認為以GDP為本的經濟效益量度有不少缺陷,就算此數值高,亦不代表市民快樂滿足。香港的人均生產總值由1997年的二萬四千多美元,增加至2017年的三萬七千多美元,上升了逾百分之五十,但這又是否代表市民比以往更幸福?事實上,新加坡同期的GDP上升幅度和香港亦差不多,究竟新加坡人是否同樣覺得幸福呢?我相信兩者皆非。
幸福需要怎麼做?
幸福的感覺,受很多因素影響,例如良好的鄰舍關係,例如醫療、治安、教育,甚至對未來的盼望等都十分重要,而社會政策的最終目標應該以此為依據。幸運地,幸福感的量度在英國及已發展組織的成員國已被廣泛應用,而不是空談的概念。
舉一個例子,做義工不僅幫到人,連自身的幸福感都會增加,但當中沒有甚麼金錢交易,所以其GDP貢獻是零!但做義工,往往會得到有常識的人以至社會各界的鼓勵。又例如增加基建物流,減少了市民回家的路程,在家時間多了,幸福感定會增加;但若令外來人流增加,推高物價,就會令市民的幸福感下跌。
修橋築路,GDP一定很高,但未必會築起更多幸福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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